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国家医保局在疫情暴发早期对全国医保系统提出了“两个确保”的要求，即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，确保定点医疗机构不因医保总额预算管理规定影响救治，这对于阻击疫情蔓延至关重要。从国际做法和历史经验来看，当前，我们有必要将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保应急机制制度化，通过制度来确保相关疫情发生时得到就地免费救治。

“就地免费救治”策略，符合重大疫情防控规律。

人传人的性质决定了传染病具有严重的外部性。尤其是像SARS、H7N9人感染禽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疫情，其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了个人健康的范围，简单讲就是：一人不治疗，所有人遭殃。因此，确保医疗机构应收尽收，确保病人得到救治，既是人道主义要求，也是对公众健康安全的保护。同样从公众安全的角度来讲，对传染病确诊和疑似病人进行就地隔离、就地观察、就地治疗可以减少传播机会。

因此，医保和财政部门及时推出“就地免费救治”的策略，符合重大疫情的防控规律，对于防止疫情扩大具有重要意义。“就地”是指患者在当地、就近得到救治；“免费”是确保患者不会由于费用问题而不去治疗或放弃治疗；“救治”则要求医疗机构应收尽收，先诊疗后付费，这就必须确保参与救治的医疗机构有充足的流动资金，在当前制度环境下还必须不受医保总额限制。

国外经验也显示，很多国家在突发疫情时，对相关病人的救治都有法定的制度安排。比如日本，确定为法定传染病的救治费用都由政府承担，甚至不论患者的国籍，只要在日本发病，都由政府免费救治。

钱从哪来？这个问题理应得到最终的解决。

就地免费救治，首先涉及钱从哪来的问题。2003年SARS时期讨论过这个问题，2013年H7N9疫情期间也讨论这个问题。今天“新冠”来了，这个问题理应得到最终的解决。

SARS发端于2002年底。当时全民医保体系尚未建立，大部分的农民以及城镇居民没有医保，对于疫情大范围暴发期间应如何实施医疗保障也缺乏经验。因此当时未能在第一时间推出免费救治的策略，直到2013年5月2日相关部门才发布通知，宣布对贫困人口免费救治，费用由财政承担。

2013年，H7N9禽流感来袭。当时我国医保体系已经建立起来，但禽流感的救治项目尚未纳入医保。面对疫情，卫生部门出台文件严禁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患者，但对于谁出钱的问题显然没明确。尽管后来江苏省对禽流感患者的费用按照规定给予全额报销，那也是经过多部门磋商在疫情发生十余天之后才予以明确。由于禽流感传染情况没有那么严重，因此当时还存在观点认为医保报销会损害其他参保人员的利益。

相较而言，此次应对新冠疫情，在“谁出钱”这个问题上各方反应迅速。国家医保局提出了“两个确保”，并将新冠诊疗所需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。1月23日，财政部紧急下拨10亿元补助，用于湖北新冠疫情防控。

制定应急保障制度，而不是在每一次疫情发生时才讨论对策。

通过医保资金来确保“就地免费救治”，具有两个明显的好处：

首先，医保报销、结算和经办已经有了成熟的体系，医保部门只需将疫情相关的报销项目维护进医院的信息系统即可，技术处理上相对简单；其次，由于疫病的突发性和救治的特殊性决定，相关药品和服务被滥用的可能比较小，直接将相关项目纳入医保范围带来的道德而风险可控。

健全相关保障制度以确保实现“就地免费治疗”的目标，需要进行一系列顶层设计。

在筹资公平方面，这部分突然增加的医保支付，对当年的医保基金会产生影响，是由医保基金直接消化，还是由财政事后拨付，也就是由所有参保人共同承担，还是由纳税人共同承担，需要做出制度安排。这两种方式对不同收入人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

在责权相统一方面，由于疫情的发端一般是在某个局部，目前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的权限在省一级，而制定和调整医保目录的权限正在逐步统一到国家一级。因此，当某个地方发生疫情时，尤其是疫情尚未在全国范围蔓延时，地方政府部门如何获取相应的权限，将救治费用纳入医保，这也需要做出制度安排。

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实现制度化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，具体到疫情防控，就意味着必须要制定一套管长远的应急保障制度，而不是在每一次疫情发生时才讨论对策。

链接

医保救治资金已拨付171亿多元

为缓解医疗机构垫资压力，医保经办机构向专治医疗机构预付专项资金，专门用于新冠肺炎的医疗救治。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医疗机构的需要，确保及时结算，保证救治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截至2月19日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医保部门提前拨付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的专项资金达171.79亿元，其中湖北预拨付30.16亿元，武汉市预拨付9.02亿元。从目前确诊和疑似患者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来看，预拨付资金能够满足现阶段的医疗救治需要。

——摘自2月20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